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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曾军还是尹琦，他们都明白，高技能意味着高工资，更何况一技在手，终生不愁。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分公司总经理彭再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个制造型企业里面，急需高技能型工匠人才，像高级焊工或者其他特殊工种，薪酬是非常高的。” 艾爱国认为，待遇是新工人岗位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根本，这些年，其任职的华菱湘潭钢铁厂技术工人的待遇随着企业效益上扬而水涨船高，“工人来了就不想走”。 江西车之宝汽车服务广场负责人龚小红说，汽修专业全国都缺人，非常好就业，有的技师收入可达年薪20万元，“你现在拿500名毕业生给我，我都能够闭着眼睛，随便就可以给他们安排就业”。 一家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说，今年2月，公司去一家985大学招聘机械、液压专业学生，给出的月薪高达1.4万元，“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给出这样的标准，是公司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专场招聘竟然无人问津，“一个学生都没走进来”。后来一打听，这一届的学生早已被其他大厂以更高的工资提前签约锁定。“人家一开口就是年薪二十几万三十几万”。 优渥的待遇，让求职者心中的天平悄然倾斜，就连“互联网大厂”员工也想“动一动”。智联研究院发布的春招行情报告，与2019年相比，2022年春季，6.3%的互联网从业者求职时期望转向加工制造业，比2019年提高2个百分点。 从全球制造产业发展史来看，伴随我国制造产业的整体升级发展，技术型工人必然越来越受欢迎。 四川大学教授陈维政认为，在德国、日本这些制造强国，技术工人非常吃香，大学生毕业找个大制造业的公司入职，当一个工匠型的技术型工人，那是工厂的一个宝。 艾爱国则说，未来技术工人“像老中医，越老越值钱”。 从工人到工程师，告别“危繁脏重”，这是一门体面的工作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推动简单重复的工作环节和“危繁脏重”的工作岗位尽快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加快重大安全风险领域“机器换人”。 与黄红军同在一个车间的95后焊工刘晴，今年通过测试以后，最近以“现场工程师”的新身份在中联重科上岗，原来的蓝色工装换成了新的西装，“今后工资是按照公司研发技术序列来发”，而其工作也将更多是操作焊接机器人。 黄红军说，他正计划报名去读本科，今年也申请转为现场工程师，“今后，我们转到智慧产业城去工作，那里都是智能产线，厂子大到看不到边。” 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占地面积近1万亩，预计建成后将是世界工程机械领域最大规模的单体园区。 在已建成的挖掘机生产车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这里配备了众多充满科技感的自动化设备，AGV全自动机器人、RGV有轨输送小车、涂胶机器人，实现高度智能化作业。中联重科官方资料称，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挖掘机。 目前，中联重科有近万名技能工人。中联重科人力资源管理中心主任李晓虹介绍，“十四五”期间，智慧产业城全面建成之后，中联重科的“现场工程师”将达到1万名。 不光是中联重科，在格力电器（000651.SZ）、华菱钢铁（000932.SZ）以及众多制造企业，还有一些服装生产企业，高度智能化的车间，已经改变了制造业曾经给人留下的“危繁脏重”陈旧印象，不少原来“危繁脏重”的工种要么彻底消失，要么脱胎换骨。 以前，油漆工是技术工种，塔机涂装需要很多工人手工操作，但油漆工作累，且容易患职业病。现在，作为全球最大的塔机制造商，中联重科采用智能制造之后，涂装全部是机器自动化操作，车间里面已经闻不到油漆的异味。 即便是看起来最脏最累的垃圾处理行业也在改变，在盈峰环境（000967.SZ），《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小型智能化设备使用率正在普及，环卫工人劳动强度下降；而永清环保（300187.SZ）的垃圾焚烧站，初看貌似一座花园，垃圾全程封闭运输进站，无人化作业处理，工人们只需要在屏幕上操作就完成绝大部分工作。 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安全风险高是传统建筑业的特点，年轻人不愿意干是行业共识。 邹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所在的中建五局一方面研发建筑机器人，标准化程度高，取代一些危险性高的重活累活；另一方面“将很多传统在施工现场的工作，转移到了工厂车间，也是把施工现场的建筑工人带到了工厂，转变成为产业工人，开展专业技能提升培训”。 中建五局装饰公司洋湖人才公寓项目总工何昱明介绍，该项目工地设置了集中加工间，配备除尘设施，采用干式除尘技术统一处理现场粉尘，打造“无尘”工地，保护现场作业人员的呼吸健康。 各制造企业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获得更多年轻人的认同。 江铃集团HR领域相关负责人说，70后、80后员工更关注薪资水平、职业发展，而90后、00后则更关注工作中的自由度、工作环境和被团队关注，公司近年来采用新兴的自媒体渠道立体化宣传，改变年轻人对于制造业风格刻板的印象。 安徽联宝科技的产线工人宛俊龙说，他也曾经现身说法，说服了25个亲戚朋友来自己的工厂上班。“是有很多人会考虑去送快递、送外卖，但我会告诉他们，现在工厂工作环境很好，不是想象中的脏乱差，还可以包吃包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工厂上班你会有学习和晋升的空间，通过学习技术和积累经验，你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十四五”规划：“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 作为一名95后，邹彬说，“我们更加在意自己的一个成长空间、社会地位，这是我跟父亲那一辈的最大区别。” 然而，江西一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刘斌则认为：“现在的技术工人没有了当年的那种自豪感，给外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卖苦力的。所以会出现工人社会地位偏低的情况。” 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八级工资制，工人的技术等级与工资等级挂钩。八级工不仅待遇高，地位也极高。 “我爷爷是个木匠，是八级工，工资比厂长还要高，退休之后每年都有省领导来乡里看望。”说起爷爷当年的荣耀，湖南邵阳的禹先生至今仍感骄傲。 鹿新弟是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发动机装调工，曾七获省部级科技奖，是赫赫有名的“大国工匠”。据新华社报道，2019年，鹿新弟参评正高级工程师时，却被公司拒绝，理由是：“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高级工程师，你评上了，怕别人有想法。工人没有资格评。” 鹿新弟所面对的现实，表明工人社会地位确实亟待提高，而改变正在发生。 2020年，酒钢集团能源中心的一线技术工人、首席技师杜均破格获得正高级工程师职称。2021年7月，鹿新弟终于评上正高级职称。 2022年1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表示，既要捅破技术工人往上发展的“天花板”，还要打通职业横向发展的通道，为技能人才在待遇水平、激励保障上提供一些新的举措。 “泥瓦匠”邹彬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国家对产业工人的高度重视，也可以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引导。 邹彬是1995年出生在湖南新化县一个小山村，初中没毕业就跟着长辈到建筑工地打工，成了一名“小泥瓦匠”。2015年，在第四十三届世界技能大赛中，邹彬拿到了砌筑项目优胜奖，为中国捧回该项目的第一块奖牌。2018年，22岁的邹彬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468名，占代表总数的15.70%，较上一届提高了2.28个百分点。 (责任编辑：章丘大学城网) |